中国共产党百年瞬间（八）
编者按：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百年瞬间》选取革命斗争时期、共和国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和社会主义新时代关键性历史瞬间，重现每一个经典瞬间中中国共产党人的勇气、智慧以及背后的历史抉择。本报将持续撷取精彩内容予以刊登，以飨读者。
百年瞬间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各民主党派、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和特邀代表共662人参加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
这场大会高朋满座，气氛庄严而热烈。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决定了新中国的名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议还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为五星红旗，国歌为《义勇军进行曲》，采用世界公元纪年以及10月1日为国庆节。在共和国第一任总理周恩来略显激动的声音里，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设于北平市，同时将北平改名为北京的决议。
在当时还不具备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行了中国的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从此，协商建国成为中国多党合作和协商民主的一个光辉典范，揭开了新中国历史的第一页。
杨开慧英勇就义
1930年11月14日，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在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英勇就义。从被捕到牺牲的十多天时间里，杨开慧经历五次提审，受尽折磨，但宁死不屈。
敌人逼问毛泽东的去向，要她公开宣布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杨开慧坚定地说，“牺牲我小，成功我大”，“要我和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除非海枯石烂！”
1920年，杨开慧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湖南第一批团员，这年年末，她与毛泽东结婚，结为革命伴侣。1922年初，杨开慧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二名女性党员。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在井冈山开展根据地斗争，杨开慧则独自带着孩子，积极参与组织和领导了长沙和平江等地的武装斗争。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杨开慧都坚定不移地支持毛泽东的事业，并在艰难的岁月中给三个孩子支撑起一个温暖的家。
杨开慧牺牲两个月后，在江西指挥红军反“围剿”的毛泽东才得知这一噩耗，他在寄给杨家的信中悲痛万分地写道：“开慧之死，百身莫赎。”解放后，毛泽东仍常怀念杨开慧，1957年，他在《蝶恋花·答李淑一》的诗中，第一句就写下“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
1982年，人们在修缮杨开慧烈士板仓故居的时候，在卧室后墙距地面约两米高的泥砖缝中发现了一沓藏匿了52年的手稿。虽然手稿纸张已经残破，但清秀的笔迹中饱含了对亲人刻骨铭心的牵挂与思念，字字深情，如泣如诉。在那些毛泽东主席从未收到过的家书和诗稿中，杨开慧写道：足疾可否痊？寒衣是否备？心怀长郁郁，何日重相逢？
中国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1992年3月9日，中国正式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96年9月24日，在国际社会共同努力下，《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开放签署，中国成为首批签署该条约的国家。著名外交家沙祖康曾多次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参与相关条约的谈判和审议，并向全世界阐明中国的立场。
沙祖康说：“我们中国核武器的发展，完全是为了自卫。你没有我就不用，任何情况下，无条件地不对你使用核武器，因为你没有；我有，你有，但是我绝不第一个使用。中华民族了不起就在这，不欺负别人，但是谁也甭想欺负我。”
上世纪60年代，中国成功研制出原子弹和氢弹，但随后就向全世界表明，中国研制和发展少量核武器，不是为了威胁别人，完全是为了防御和自卫。改革开放后，中国核工业也由以前的为军事服务转变成为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服务。
在近现代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中华民族曾历经磨难，新中国成立后，仍然受到战争的威胁，包括核武器的威胁。但自从中国拥有核武器的第一天起，就郑重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并不向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作出并恪守这一承诺的核武器国家，承诺的背后，是中国政府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更是保卫世界和平的信心与勇气。
国家的孩子
1959年，新中国遭遇历史上最困难时期，上海、江苏、安徽等地的福利院收留了比正常年份多几倍的弃婴，被收养的几千名孩子随时面临死亡的威胁。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的关切下，从内蒙古紧急调拨了一批奶粉，可这只是杯水车薪。时任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乌兰夫提议，把这些地方的孤儿接到草原来，分散到蒙古族人家寄养。
从1960年到1963年，先后有近3000名营养不良的孤儿被送往草原，这些孩子，当时最大的七岁，最小的只有几个月。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国家的孩子”，他们有共同的母亲———“草原母亲”。曾将这段历史搬上银幕的导演宁才说，当年参与领养的牧民家庭向国家许下承诺：“接一个，活一个，壮一个。”
宁才说：“那时候他们领养孩子，他得符合条件。那么首先要保障的就是有没有奶牛。因为这些孩子你是要让她吃东西的，很多人想养，但是他们家没有奶牛。他们有些人是怎么做的呢？就把自己家的马卖了。”
为了不给抚养家庭增加负担，内蒙古自治区调集了丰富的物资。为了让爱吃米的南方孩子尽快适应，当地专门给他们配给了米和糖果。
无数草原母亲用她们博大的胸怀和温暖的爱，含辛茹苦地将这些孩子养大，像对待亲生儿女一样精心照料他们，从此，这些“国家的孩子”们在草原上开始了他们全新的生活。曾写出长篇小说《静静的艾敏河》的蒙古族作家萨仁托娅说，在这段传奇的历史背后，是超越民族、超越地域、超越血缘的爱，是中华民族守望相助的深情和担当。
萨仁托娅说：“我发现草原的人从来不称呼谁是‘孤儿’，他们在那儿被统称为‘国家的孩子’。在草原的这些牧民的心里，没有‘孤’，只有‘亲’。”
金银滩与“两弹”的诞生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都是在一个叫做“金银滩”的地方诞生的。
上世纪50年代，面对当时严峻的国际形势，党中央果断作出独立自主研制“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于是，寻找并建设合适的研究制造基地和核试验基地成为一项重大而紧急的任务。
1958年年底，中央决定，核武器研制基地在青海金银滩秘密建设，此后，世世代代生活在金银滩上的上千户牧民随之迁出。与此同时，来自全国的数万建设大军隐姓埋名，陆续开进草原，钱三强、王淦昌、邓稼先、于敏等许多闪亮的名字，自此便和这片土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上世纪60年代，在重重技术封锁的国际环境中，中国的原子弹和氢弹研发完全依靠自力更生，从头摸索。
在历史上，“金银滩”曾经屡改其名，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改称为221厂。1987年6月，根据国家战略部署的调整，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了撤销国营221厂的决定，随后在西海镇竖立起一座纪念碑，以此纪念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的诞生，纪念中国人民在非常困难时期迎难而上、艰苦奋斗的伟大历程。
中国植树节
1983年3月12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北京十三陵附近，参加义务植树活动。在十三陵的山坡上，有记者请小平同志发表植树节感想，没想到他说：“我是来劳动的，不发表感想。”站在一旁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时政记者刘振敏本想接着提问，听到小平同志这样一说，一时左右为难。
刘振敏：走吧，觉得不甘心；不走吧，邓大人说话是说一不二的。我就轻轻地问：“小平同志，您说植树要坚持一百年？”后来他就站起了腰，扶着铁锹，“嗯？”意思是我说的一百年太短。“一百年？要坚持一百年，一千年，世世代代坚持下去。”
新中国成立后，逐渐加快了绿化祖国和各项林业建设的步伐。1956年，毛泽东主席发出了“绿化祖国”、“实现大地园林化”的号召。1979年，在邓小平的提议下，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将每年3月12日定为植树节的决议，而将孙中山先生逝世纪念日定为植树节，既是为了缅怀孙中山先生的丰功伟绩，也象征着孙中山先生生前未能实现的遗愿将在新中国实现并且要实现得更好。
1982年植树节，邓小平率先垂范，在北京玉泉山上种下了全国义务植树运动的第一棵树。“植树造林要坚持一百年，一千年，世世代代坚持下去”这句话也成为邓小平的经典语录，被收录到《邓小平文选》里。从此，义务植树运动在全国蔚然成风，伴随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成长记忆。
南梁革命根据地
1934年11月7日，明媚的阳光给初冬的陇东高原带来阵阵暖意，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在甘肃庆阳华池县南梁镇荔园堡举行。大会主席台就设在关帝庙对面的老戏台清音阁，主席台下汇集着红军队伍和工农群众，锣鼓声、口号声冲破云霄。
刘志丹之女刘力贞说：“那个时候的选举是点豆豆，选举被选的人坐那儿，后头有个碗，点黄豆。”
曾任红十六军营教导员刘懋功说：“后来在荔园堡开大会，这大会就宣布，习仲勋当主席，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志丹军委主席。”
上世纪三十年代，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西北地区创造性地实践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先后在陕西、甘肃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中寻找革命的出路。他们在陕甘交界处的华池县子午岭一带发现一处山大沟深的地方，当地人称之为———南梁。
陇东学院教授曲涛说：“第一，南梁地区山大沟深，交通不便，森林茂密，便于红军隐蔽；第二，南梁地区是西北地区敌人最薄弱的环节，南梁的南面关中地区，是当时杨虎城的势力范围，它的北面陕北地区那是井岳秀的势力范围，宁夏那是马鸿宾、马鸿逵的势力范围，而南梁这个点恰恰是敌人活动的一个真空环节。”
1933年，刘志丹率领红二十六军进军南梁，扫荡陕甘边界的反动武装，习仲勋等人深入南梁一带的山区农村，访贫问苦，扎根串连，播撒革命火种，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初具规模，陕北、陕甘边两块根据地也逐渐连成一片，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为长征中的党中央和各路红军提供了落脚点。
1935年9月，中央红军长征历经千难万险来到甘肃陇南哈达铺时，部队只剩下7000多人。当毛泽东接过侦察班在镇上找到的几张报纸时，兴奋地说，“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红军的消息，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红军，还有根据地。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