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百年瞬间（二十三）
编者按：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百年瞬间》选取革命斗争时期、共和国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和社会主义新时代关键性历史瞬间，重现每一个经典瞬间中中国共产党人的勇气、智慧以及背后的历史抉择。本报将持续撷取精彩内容予以刊登，以飨读者。
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以 《论持久战》为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长篇演讲。毛泽东在总结抗日战争初期经验的基础上，针对国民党内一部分人的“中国必亡论”和“中国速胜论”，以及中国共产党内一部分人轻视游击战的倾向，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实行持久战的必要性。毛泽东说，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最后的胜利一定是中国的。
《论持久战》发表时，中国的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了10个月，日军相继攻陷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地，对抗战失去信心者于是大肆宣扬悲观失望的中国“亡国论”。而此后，随着中国军队先后取得平型关大捷以及台儿庄大捷，又有人高唱迅速击败日本的中国“速胜论”。为了凝聚国内抗日力量，坚定国人的必胜决心，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决定全面、系统、深刻地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回应全国人民对抗战前途的关切。
《论持久战》全文5万多字，深刻地分析了中日双方的形势，科学地预见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还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只要动员全国老百姓，就会让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1938年9月，周恩来作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到武汉视察抗战宣传工作，在那里作了一场关于当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深入地阐述了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军事思想以及挺进敌后开展游击战的重要性。这场报告让在场的爱国诗人赵启海和作曲家冼星海深受启发，随后合作写下著名抗日歌曲《到敌人后方去》，迅速传遍大江南北。而《论持久战》，也以其强大的思想力和预见性，极大地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战到底的信心和决心。
工农革命军正式定名红军
1927年9月9日，根据党的八七会议决议，毛泽东在湘赣边界领导发动了秋收起义。在起义准备期间，毛泽东认为，国民党背叛革命后已丧尽民心，国民党的旗帜也早已没有了号召力，于是决定正式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并对起义部队的番号和旗帜做了统一规定。秋收起义打响后，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军”的红旗也第一次高高飘扬。
在秋收起义的带动下，全国相继爆发武装起义，但各地革命武装的称谓并不统一。1927年11月，中国共产党在湖北领导发动了数万人参加的黄麻起义，攻克黄安县城后，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当地书法家吴兰陔即兴挥毫写下对联———“痛恨绿林兵，假称青天白日，黑暗沉沉埋赤子；光复黄安县，试看碧云紫气，苍生济济拥红军”，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第一次被称为“红军”。
一个月后，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领导发动了广州起义，起义总指挥部公开举起了“工农红军”的旗帜，将参加起义的部队统称为“工农红军”。
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说：“广州起义的领导机关，发布了一个文件叫《红旗号外》，《红旗号外》 就宣布建立 ‘工农红军’，从此以后，‘工农红军’这个番号就不胫而走，各地的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后来就采用这个名称。”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28年4月底，朱德、陈毅率领的湘南起义部队历经千难万险，终于与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工农革命军胜利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
192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通告第五十一号———军事工作大纲》，明确规定：“在割据区域所建立的红军，可正式定名为红军，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的名义。”从此，全国各根据地的革命武装开始陆续改称“红军”，1931年后，全国各地的革命军队都统一称为“中国工农红军”。
军史专家董保存说：“中共中央把各个根据地的武装力量定名为红军，统一称为工农红军，这件事情意义重大，它标志着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有了统一的称谓。名正则言顺，这对于实现党对红军的统一领导，明确人民军队的性质，坚定党的初心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1936年10月，红军长征胜利结束后，这支传奇队伍的英雄事迹家喻户晓。虽然此后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红军先后改名为“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解放军”，但“中国工农红军”的名称和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英雄史诗却永载史册，成为中华民族永远的精神财富。
武汉长江大桥通车
1957年10月15日，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在万里长江上修建的第一座公铁两用桥，被誉为“万里长江第一桥”。
长江是连接我国东西部航运的黄金水道，但同时也是阻隔南北交通的天堑。新中国成立之初，万里长江上没有一座桥梁，所有北上南下的物资都要经船舶转运，而位于长江中游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来往铁路也因此中断。
武汉长江大桥设计人员潘际炎说：“当时武汉的人就特别要求有这个桥，因为武汉三镇来回都得坐船很费劲，都要求修桥，一定要公铁两用。”
上世纪初至解放前，长江大桥曾先后进行过四次勘测、选址和设计，但都因经济、战乱原因而搁置。新中国成立后，武汉长江大桥的建设被列入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由桥梁专家茅以升主持完成。
时任武汉长江大桥工程局局长彭敏之女彭倍勤说，毛泽东主席对工程高度重视，1956年5月31日，他亲自来到武汉视察并详细询问施工设备、技术等问题。
随后，毛泽东第一次横渡长江，面对轮廓初现的武汉长江大桥，他即兴挥笔写下气势磅礴的《水调歌头 游泳》。
《水调歌头 游泳》：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从开工到建设，大桥施工得到了全国各地的支持，由于采用了新技术，武汉长江大桥提前两年竣工，成为连接我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仅通车后前五年，节约的货运成本就超过整个工程的造价。
武汉长江大桥一经建成，便成为武汉市的标志性建筑，它有效地将武汉三镇连为一体，同时，大桥也将被长江分隔的京汉铁路和粤汉铁路连为一体，从而形成了完整的京广铁路，对促进中国南北经济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解放大上海
1949年5月27日，上海国民党守城部队投降，上海宣告解放。
三大战役胜利不久，“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响彻大江南北，解放上海迫在眉睫。面对国民党军海陆空立体防御体系，毛泽东提出，打上海，要文打，不要武打，不仅要消灭敌人，还要保全城市，争取人心。陈毅则形象地将之比喻为瓷器店里打老鼠，既要捉住老鼠，又不能把珍贵的瓷器打碎。
上海党史研究室主任徐建刚说：“毛泽东解放上海，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完整地保全上海，为未来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服务。所以完整地保全上海，是整个上海战役当中最重要的思想。所以毛泽东反复讲，解放上海不是个军事战役，是个政治战役。”
1949年5月12日，上海战役打响。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坚决执行上级命令，在上海地下党组织和上海人民的支持下，使用步兵和轻武器，以短兵相接的方式歼灭敌人。解放军战士一批一批倒下，又一批一批往前冲，苏州河水都被染成了红色。
原解放军27军79师235团3营7连指导员迟浩田说：“我们就是白白地挨打，有很多战友一块倒下了，我们一个团呢，连长、指导员就牺牲了8个。当时陈老总讲了一句话，人口最密的地方，一发炮弹打上去以后就死很多人，所以开枪，你看不到不要打，看不准不要打，不要误伤老百姓。”
1949年5月27日，杨树浦发电厂、自来水厂守敌缴械投降，上海市区枪声停止，宣告全部解放。枪声停息后的第一个清晨，当上海市民打开家门时，惊奇地发现马路两边湿漉漉的地上，睡满了身穿黄布军装的解放军战士。
原上海警备区副政委阮武昌说：“我们就蹲在马路边上吃饭，（百姓）就给我们碗里面倒饭还倒菜，当然我们不肯啦，不愿意，大家就跑啊逃啊，四下里逃，大妈们就四下里追我们，一个追一个逃。当时我记得有一位大妈，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很生气，她说，我真没有看到像你们这样的部队。”
新生的上海市，电灯是亮的，自来水未停，电话畅通，工厂学校也保护完好。当晚七点，播音员夏之平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个崭新的呼号开始播音，向千千万万的听众宣布，上海解放了。
夏之平说：“一上来，我就连续呼三次，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个声音我自己好像眼睛里能看到，上海的听众围在收音机前面，等着听好消息。”
上海战役，是人民解放军历史上一次规模巨大的城市攻坚战。人民解放军最终仅用了16天时间，就从敌人手中夺回了这座全中国最大的城市，并完整地将它交到人民的手中。
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
1941年12月，侵华日军占领香港。当时，包括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梁漱溟等人在内的数百名知名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尚在香港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处境十分危险。在此危难之际，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多次急电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要不惜一切代价，想尽一切办法，尽快把这些中华民族的文化精英转移出来，护送到安全地带。
原东江纵队交通分站站长廖志华说：“要通过敌人封锁线的话，哨兵要问哨。专门走小路，都是斩荆披棘，通过高山密林，通过（敌人的）封锁线。”
1942年1月，营救工作开始秘密进行。由于日军攻打香港后，许多文化人士各自分散隐蔽，彼此都失去联络，营救人员几经周折，才找到了所有的营救对象，并把他们安置在安全的秘密住所，随后开始研究具体的营救计划。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营救方案最终确定了三水路一陆路撤离路线。1942年1月9日下午，邹韬奋、茅盾夫妇等20多人作为第一批撤离人员，打扮成难民，混在逃难的人群里，长途跋涉百余里，最终抵达深圳白石龙村。负责转移何香凝、柳亚子等人的东江纵队短枪队队长江水的后人江山回忆，水路的撤离也克服了重重困难。
江山说：“日本人把所有船上的机器全部都拆除了，这些船是没有动力的，只能靠老天、靠风，把这船吹到哪，才可以出去，何香凝坐的这艘船也是没有机器的。”
宋庆龄的撤离过程更是惊险万分，当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找到宋庆龄并保护她搭乘最后一班飞机离开香港后，启德机场就遭到日军攻占。
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常瑞卿说：“通过这次大营救，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威信，他们就坚信了中国共产党抗战的主张。特别是著名作家茅盾，在《脱险杂记》当中写道，这次香港大营救组织得非常周密，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次营救。”
此后的100多天里，上千名滞留香港的文化名人、爱国民主人士及家眷、国际友人，在抗日游击战士的护送下从香港神奇地“蒸发”，无一人牺牲，无一人被捕，创造了“胜利大营救”的奇迹。此次大营救，为中华民族、为新中国保存了一大批文化精英，对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意义深远，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