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百年瞬间（三十九）
编者按：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百年瞬间》选取革命斗争时期、共和国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和社会主义新时代关键性历史瞬间，重现每一个经典瞬间中中国共产党人的勇气、智慧以及背后的历史抉择。本报将持续撷取精彩内容予以刊登，以飨读者。
改造龙须沟
新中国成立之初，各项事业百废待兴，首都北京也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基础设施改造和环境治理工作。让众多北京市民惊讶和欣喜的是，刚刚成立的新政权并没有投入大规模的人力物力去修建高楼大厦，而是把有限的财政都用在了治理落后地区的生活环境上，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项目就是改造龙须沟工程。
解放前，北京许多街道，尤其是劳动人民聚居的地区都没有下水道，天坛北边的龙须沟是北京最大的一条臭水沟，也是北京最大的贫民窟。1950年2月，北京市第二届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决议，决定修建龙须沟下水道工程。
面对北京城翻天覆地的变化，刚刚从美国回到北京的作家老舍受到极大鼓舞，周恩来总理鼓励他多为人民写作，多写一写北京城的变化。老舍不顾自己的腿疾和盛夏的炎热，多次到南城体验生活，最终创作出轰动全国的话剧《龙须沟》。
治理龙须沟惊动了整个北京城的老百姓。当时北京刚刚解放，好多人不了解共产党是怎么回事，龙须沟工程让老百姓了解了共产党，也了解了新政权的执政方向。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龙须沟改造，只是党和政府对落后地区治理的开始。之后，北京市又对龙须沟地区进行了两次大规模改造。
龙须沟改造工程赢得了广大民众的衷心拥护，让人们真正感受到新中国是中国人民自己的国家，因为政府永远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1950年9月30日，也就是龙须沟一期工程竣工后不久，周恩来总理在全国政协举行的国庆庆祝大会上，作了题为《为巩固和发展人民的胜利而奋斗》的报告，他自豪地说：“在中国，历史上只有一个政府，曾经在一年内做了这么多有利于人民的工作，这个政府，就是中央人民政府。”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1961年
播出的新年献词
1961年1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新年献词，向全国人民问好。
播音员齐越说：“新年的钟声响了，1961年开始了。同志们，新年好。地球在60年代已经围绕太阳转了整整一周，全世界和我们伟大的祖国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当时的中国正在经历特殊的“三年困难时期”，各地农业大幅度减产，整个国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考验，解决吃饭问题成为当时最重要的任务。
齐越说：“中国人民已经立下雄心大志，一定要办好农业，为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更牢靠、更扎实的基础。”
虽然人民生活面临巨大困难，但1960年5月25日，中国登山队员贡布、屈银华、王富洲第一次从北坡登上了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中国登山队在困难面前不低头、奋勇拼搏的精神给全国人民带来极大的鼓舞，更加坚定了所有人共克时艰的决心。
1961年4月，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北京举行，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举办的第一次世界大赛。中国运动员们迎难而上、永不言败的精神，向全世界展现了一个年轻共和国昂扬向上的风貌。
齐越说：“英雄的中国工人阶级和农民弟兄、革命知识分子已经下定了决心，要脚踏实地地攀登各行各业的‘珠穆朗玛峰’，把最好的东西献给亲爱的祖国。”
从新年献词中，我们很容易感受到当年的时代印记，但献词中发出的号召———把我国建设成现代化强国，这个中华民族的伟大梦想始终没有改变。
齐越说：“为了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向着无限光明的前景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
1978年8月12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北京签订，这是继1972年9月中日联合声明发表、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关系史上又一新的里程碑。按照国际惯例，条约批准书的互换仪式要在日本进行，邓小平决定亲自赴日，并对日本进行访问。
前日本驻中国大使中江要介说：“中国政府决定让邓小平亲自来交换批准文书，可以看出中方是非常重视这次交换文书仪式的。”
1978年10月22日至29日，邓小平对日本进行正式友好访问，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国家领导人首次访问日本。10月23日上午，条约批准书的交换仪式在日本首相官邸举行，中日两国友好往来从此有了法律上的保障。
邓小平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是两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努力、排除干扰取得的重大成果，中日两国人民为此感到高兴，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也为此感到高兴。”
在完成条约批准书换文仪式后，邓小平开始潜心考察日本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邓小平参观了新日铁、松下、日产汽车等多家日本大型企业，并乘坐新干线列车从东京到京都。
邓小平此次访问日本，正值我国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10月25日，邓小平在日本记者俱乐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中国会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同时也要学习一切先进的外国经验，中国人民有决心、有信心，经过若干年的艰苦奋斗，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
邓小平说：“大家知道，中国确定了自己的目标，就在本世纪末，实现农业、工业、国防、科学技术现代化。我们清晰地估计了这个困难，但是我们还是树立这么一个雄心壮志，我们也考虑到自己的条件，可以说我们最重要的条件是，现在我们国内万众一心，上上下下一条心。”
华罗庚
新中国成立之初，科学人才紧缺。1949年12月，周恩来总理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郑重邀请海外学子回国参加建设。当时，正在美国大学任教的数学家华罗庚决定响应号召，回到祖国的怀抱。
1950年3月，40岁的华罗庚携夫人、孩子从美国经香港抵达北京。在归国途中，华罗庚写下《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信中写道：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
华罗庚说：“人梯精神，就是我们要爬峭壁。我站在那儿，人家在我肩膀上再爬上去。现在看起来，人梯精神很重要，我们深深感觉到，年轻人在我们肩膀上爬上去，这是时代的使命，甚至于不小心爬在头上踢了一脚，没有关系，只要你爬上去，我就很愉快了！”
回国后的短短几年中，华罗庚在数学领域的研究硕果累累，成为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和开拓者，为新中国的数学发展作出无可比拟的贡献。同时，华罗庚的足迹也遍布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他坚持到人民群众中、到生产一线去推广他发明的“优选法”和“统筹法”，用数学解决了大量生产中的实际问题。
1964年初，华罗庚给毛泽东主席写信，表达要走数学与工农业相结合道路的决心，毛泽东亲笔回函：“诗和信已经收读。壮志凌云，可喜可贺。”华罗庚被外国同行称为“中国的爱因斯坦”，但他更在乎人民群众送给他的一个称谓———“人民数学家”。
华罗庚说：“我这个人从前没有机会上大学，很羡慕那些人能够上大学，能够得到老师指点，特别是名师指点，可以上升得快。可是呢，我一点也不悲观，我觉得没有老师，照样可以很快上升。”
华罗庚一直认为自学是一种独立思考的能力，但同时他也始终不忘前辈的知遇之恩，并延续师风，以身作则，为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数学人才。在他的关心下，陈景润从厦门大学被调到中科院数学研究所，最终在攻克哥德巴赫猜想方面取得了世界领先的成绩。
1985年6月12日，华罗庚在日本东京大学数理学部讲议厅演讲，报告了自己1950年回国以来为新中国所做的工作。演讲结束，“thank you”成为他生命中最后一句话，随即便倒在讲台上，实践了自己“工作到生命最后一刻”的诺言。
华罗庚说，人有两个肩膀，我要让双肩都发挥作用：一肩要挑起“送货上门”的担子，把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送到工农群众中去； 另一肩要当作“人梯”，让年轻一代搭着我的肩膀攀登科学的更高一层山峰，然后让青年们放下绳子，拉我上去，再做人梯。
《克拉玛依之歌》
1956年5月，新疆准噶尔盆地克拉玛依地区发现大油田的消息传遍了全国，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打出的第一口高产油井，已被证实是一个很有希望的大油田。当年27岁的建工部文工团创作员吕远看到这个消息后十分振奋，他决心为新中国的石油工业写一首赞歌，但和很多人一样，他连克拉玛依在哪里都不知道。
吕远说：“我在内部看到一个材料上写的是，克拉玛依打出了第一眼高产井。砰！一下子出油了。搞创作么，就一定要写，写《克拉玛依之歌》！但当时也没有材料，不知道克拉玛依在哪儿。”
1958年，克拉玛依油田进入正式开发，当年7月，油田上成立了新中国第一个女子钻井队，21岁的吴淑华担任女钻指导员。
吴淑华说：“和男同志一样，男同志干什么我们照样干什么。井打完了要固井，一袋水泥50公斤，每人肩上扛一袋，怀里抱一袋，一路小跑，一刻都不能停，一停那井就报废了。出油太兴奋了！你朝我脸上抹，我朝你脸上抹，国家太需要油了！”
也是那一年，吕远背着心爱的六弦琴来到兰州炼油厂工地。在这里，吕远近距离接触到了炼油工人，被火热的劳动场面深深感染。虽然他还没有实地到过克拉玛依，但当时广播、报纸不时播发的有关新闻，让吕远很受鼓舞。在兰州炼油厂工人的描述中，克拉玛依没有水，没有草，连鸟儿都看不到，但那里有热火朝天的厂房，有一群为梦想奋斗的年轻人。听着这些讲述，吕远把对克拉玛依的梦想和痴迷试着用六弦琴弹唱出来，一首《克拉玛依之歌》逐渐成型。
随后，吕远把歌曲交给了歌唱家吕文科，吕文科在北京首演。1959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一次播放了这首歌曲。从此，《克拉玛依之歌》迅速传向祖国的四面八方。
吕远说：“这首歌写出来以后，反映了当时新中国大家的希望：中国富强，中国要现代化。所以这首歌很快就流传开来了。”
《克拉玛依之歌》早已唱遍神州大地，但直到1985年吕远才第一次来到克拉玛依。2008年克拉玛依建市50周年之际，吕远将珍藏了50年的《克拉玛依之歌》手稿捐赠给了克拉玛依市。他深情地说，这手稿应当属于这里的石油人，是他们为国争光的豪迈气概给了我创作的灵感。
克拉玛依油田的开发让新中国一举甩掉了“贫油国”的帽子，为刚刚起步的国家建设提供了重要的能源支持。而一首《克拉玛依之歌》，激励了几代克拉玛依人在戈壁荒原上奉献青春，也唱出了新中国石油工人的豪情壮志，至今仍充满着鼓舞人心的力量。